盡管去年二孩出生占比超過50%，但是全國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依然較2016年下降

　　“春節回老家，最怕被親朋好友問，你什么時候生二孩啊？”老家在山東，如今在北京工作的高佳潔春節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公公婆婆家那邊，許多人都生了二孩，他們一直有意催我再要一個。”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我國二孩數量上升至883萬人，較2016年增加160萬人，二孩占新生人口數量的51.2%，較2016年增加11個百分點，這也是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首次出現二孩出生數占比超過50%。

　　二孩剛至，育齡女性人口已減少

　　即便二孩出生占比增長，但另一組數據卻并不讓人樂觀。2017年的全國出生人口依然較2016年下降了63萬人。為什么二孩出生比例上升了，出生人口卻下降了呢？

　　“我是1994年上的小學，記得當時劃片入學，一個班40人招了4個班，等我們小學畢業時，同樣的片區，只招了3個班，每班不到30人。”在北京出生長大的，如今30歲的孫璐發現，自己似乎什么時候都趕上了“人最多的時候”，“包括上學、高考和生孩子。”她高考那年，全北京市的考生為12.6萬人，為歷年最高，而她上初一時，新的小學一年級小豆包，到高考時只有7.3萬人參加考試。

　　這樣的現象不只北京一地存在。30年前的人口變化，影響著如今的出生人數。我國出生人口的頂峰值是1987年，當年出生人口為2508萬，之后開始逐年下降。這就意味著，生育年齡在20~29歲的女性數量，如今正在逐年減少。與2016年相比，去年我國20~29歲育齡女性數量減少近600萬人。1987年人口頂峰時出生的女性，到2017年時已經30歲了。

　　不過，即便育齡女性數量在減少，“全面二孩”政策還是對人口數量提升貢獻不小。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仍然遠高于之前數年的平均水平，比2015年多了68萬人。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都超過了1700萬大關，而分別為1786萬和1723萬，而更早一次達到1700萬大關，還是2000年的時候。

　　但是，育齡女性數量下降，并非出生人口下降的唯一原因。因為從人口出生率角度來說，2017年出生率為12.43‰，盡管為近十年來第二高，但較2016年的12.95‰仍有所下降，育齡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依然有待提升。

　　多生一個，不只是因為孤單

　　“與其說多生一個孩子，是不讓孩子孤單，不如說是不讓自己晚年孤單。”今年，剛剛生了二孩的劉洋告訴記者，自己之所以打算要二孩，是始于前年家族的一次葬禮。“老人去世時，子女在一起處理，而我突然意識到，我作為獨生子女，以后要獨自處理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只要了一個孩子，他所承擔的壓力更大。更為關鍵的是，如果這一個孩子出了意外，我又沒有兄弟姐妹，沒有任何人有義務來贍養我，我百年之后也沒有法定繼承人，這與我父母那輩人尚有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不一樣。”

　　從獨生子女第一代到獨生子女第二代，家庭呈現“421”結構——四個老人、兩個中年人加一個孩子，如果沒有第二個孩子，不斷縮小的家庭規模，也讓家族繼承更加脆弱。“要第二個孩子，其實也是為了讓大寶知道，不是什么東西都是他生來就有，心安理得，不能坐享其成，兩個家庭的財產都肯定歸他。”有要二孩的育齡女性如是說。

　　越來越多的育齡獨生子女，已經意識到二孩對于家庭的意義。但是，能不能懷上二孩，卻成了許多人頭疼的問題。“現在找工作都要研究生，就算高考和考研都沒復讀，最快畢業也將近25歲了。然后工作穩定下來，不斷相親，確定男朋友，裝修辦喜酒領結婚證，一番折騰下來也要二十八九歲，要孩子就得30歲了。”從海外讀碩回來的周女士坦言，“要第一胎時醫生說你已經算大齡了，要第二胎就更不敢想象了。”

　　女性最佳生育年齡在23~30歲之間，生育二孩亦然，但社會整體教育時間變長，使得平均生育年齡不斷增大。有婦產科醫生表示，女性剖宮產后再次妊娠最好是在手術后兩年，這也使得不少女性懷二孩時年齡較大，并不容易，工作壓力也影響著女性生育能力。

　　另外，男性生育能力也影響著二孩數量。浙江省人類精子庫的數據顯示，近年到精子庫捐精的男性，精液質量連年下降，每毫升精液里的平均精子數由2005年的1.3億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0.67億。另一個體現精子活力的指標，會向前運動可能與卵子結合的精子所占百分比，由2005年的56.5%下降到2015年的51.6%。在現代社會中，電磁輻射、食品中的雌激素和塑化劑、抽煙酗酒、長期穿緊身褲和泡溫泉，都影響著男性生育能力和精子質量。

　　應對“四老二小”將是很大的難題

　　生了二孩以后，劉洋發現自己再找工作并不容易。“每次人家看我簡歷，休過兩次產假，都會問，你有兩個孩子，還有精力上班么，誰來接送孩子？”但是，如果不找工作，僅靠丈夫一個人的工資，又無法填補一家四口日常生活所需。“越往后花錢越多，比如，如果兩個孩子以后都想出國呢，總不能送一個另一個不管吧。”

　　“兩個孩子同時上幼兒園，學費每月就要1萬元，還不算課后輔導班，平時的吃飯、玩具、衣服。”如今已經是兩個女兒父親的黃先生說，“最關鍵的還不是錢，而是精力和社會資源，多一個孩子不是多一雙筷子那么簡單。能否有足夠的精力照顧好兩個有年齡差的孩子，能否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公平分給她們倆，讓她們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發展？或者說，我把能給她們的一份資源分成兩半給孩子，她們日后能否競爭得過獨生子女？”

　　更令黃先生憂心的是，等到兩個孩子十幾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也在七八十歲左右。到時候，自己如何應對“四老二小”將是很大的難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老年撫養比為15%，少兒撫養比為22.9%，均為2010年之后的最高值，并且，這兩個比例還在逐年上升。在一些大城市，老年和少兒撫養比更高，上海社科院的數據顯示，該市2020年常住人口總撫養負擔將超過50%，人口紅利隨之消失。重現人口紅利的一個方式就是鼓勵二孩，但這又意味著，一代育齡年輕人將背負上較大的撫養壓力，形成矛盾。

　　這樣的撫養壓力，不僅是養育成本所帶來的，也有置業成本。“和樓下房地產中介聊天之后，婆婆終于放棄了勸我生二胎的打算。”孫璐說，“婆婆說，要兩個娃，得多準備兩套房子日后供他們結婚，這得多少錢啊？”記者 趙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