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上午，張景全老人的女兒張君文在賠償金發(fā)放儀式上展示父親的遺照。 記者郭堯 攝

　　今年3月30日，張景全病逝。 記者郭堯　2015年7月攝(資料照片)

　　5月21日，勞工張景全的女兒張君文(左四)、勞工王在禎(左一)、勞工師朝明(左二)等人參加賠償金發(fā)放儀式。 記者郭堯 攝

　　2012年9月27日，濟南時報對勞工張景全的報道。

　　2015年8月4日，濟南時報對勞工群體的相關報道。

　　2015年8月5日，濟南時報對勞工王在禎的報道。

　　這是一場遲到的賠償金發(fā)放儀式，然而比儀式遲到更久的，是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對中國勞工的謝罪道歉。94歲的濟南老人張景全，在今年3月21日獲得1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之后，于3月30日病逝。作為山東地區(qū)首位獲得三菱賠償?shù)闹袊鴦诠ぃ�作為這場儀式的主角，他沒有等到5月21日的這一天。

　　儀式上沒有張景全，也沒日本人

　　5月21日10點，濟南市中區(qū)六里山南路佳寶賓館的3樓會議室。屋子的東墻懸掛著紅色條幅，“山東受害勞工賠償金發(fā)放儀式”。

　　在一片掌聲中，張君文接過一塊藍色泡沫板，上面噴繪著“日本三菱公司向受害勞工張景泉謝罪賠償”，“賠償金計人民幣10萬元整”——張景全的名字寫錯了。其實，張景全的名字不是第一次被寫錯，他生前接受濟南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日本勞工名單上登記的是張景金，多了倆‘點兒’也還是我，這是歷史改不了的。”

　　然而，這個會議室，沒有張景全，也沒有日本人。據(jù)說，三菱公司的日本代表“有事沒來”。

　　這場儀式中，也沒有支票和現(xiàn)金。2017年3月21日，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支付的10萬元已到賬，這筆資金來源記錄在張景全的銀行存折上。3月30日，94歲的張景全因病逝世。臨終前，他對女兒張君文說，“我這口氣終于出了。”

　　21日上午，這份存折放在會議室的桌子上，不少其他中國勞工遺屬翻閱，他們希望委托律師傅強幫助自己的父親獲得賠償，后者是張景全生前維權的法律援助者。

　　直到會議開始，勞工師朝明、王在禎相繼走入會議室，現(xiàn)場鏡頭快門的聲音才開始響起。

　　身心俱傷的“連行者”

　　70多年前，張景全、師朝明、王在禎都被侵華日軍擄往日本，他們被稱為“連行者”，這在日語中是個輕蔑的稱謂。他們做苦役的礦區(qū)被叫做“事業(yè)場”，有的也叫“作業(yè)場”。然而，那里的中國“連行者”，因為超負荷體力勞動而寸步難行，至今師朝明雙腿難以彎曲，幾十年間排便都蹲不下。

　　93歲的師朝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經常答非所問，但他提起“鹽”字就深惡痛絕。他兒子向記者透露，父親當年到達日本后，被關在一列火車上運往礦區(qū)，其間遭遇大雪，眾多勞工在車上只能以雪沫充饑，“可能是因為這個。”

　　同樣年逾90歲的王在禎說，他在日本的苦役是“下煤窯”;而師朝明直接吐出兩個字，“銅礦”。

　　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三菱礦業(yè)株式會社的9個“作業(yè)場”中，除了尾去澤礦業(yè)所和槙峰礦業(yè)所為銅礦之外，其他7個“作業(yè)場”均為炭礦，因此中國勞工主要從事煤炭采掘、礦石搬運和選礦作業(yè)等繁重的體力勞動。

　　王在禎回憶，他在日本做勞工期間，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

　　據(jù)統(tǒng)計，從1943年至1945年，日本共計強征中國“連行者”38935人，分布在幾大財閥下屬的礦區(qū)從事重體力苦役。其中，僅三菱財閥就奴役了2709名中國勞工，722人被迫害致死。

　　三菱無法磨滅的戰(zhàn)爭責任

　　張景全不知道的是，他和其他中國勞工，曾經被三菱財閥榨取了多么大的財富，而1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實在過于“象征意義”。

　　據(jù)相關統(tǒng)計，三菱礦業(yè)(現(xiàn)為三菱綜合材料)是三菱財閥所有企業(yè)中的重要贏利點。1920年至1929年，三菱礦業(yè)贏利5418萬日元，占三菱財閥總利潤的20.4%，排第二位;1930年至1937年，三菱礦業(yè)贏利9058萬日元，占三菱財閥總利潤的32.6%，排第一位。從1920年代至1940年代，20年間，三菱礦業(yè)的贏利水平直線上升，尤其在1942年至1944年奴役中國勞工時期，其年均利潤大大超過戰(zhàn)前水平。

　　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館長李宗遠撰文指出，三菱礦業(yè)株式會社9個事業(yè)場奴役的2709名中國勞工分13批分別押送至9個事業(yè)場，時間大部分集中在1944年6月至8月(5批)、1944年10月(4批)、1945年1月(3批)，正是日本不惜與同盟國決戰(zhàn)，且日本國內勞動力嚴重不足之際，急需外國勞工填補。

　　此外，三菱礦業(yè)獲得中國勞工的途徑，具有鮮明的軍事色彩。據(jù)《日本外務省報告》，中國勞工的“供出方式”共有四種：“行政供出”、“訓練生供出”、“自由募集”、“特別供出”。13批押送日本的中國勞工，“行政供出”模式占據(jù)10批，“自由募集”模式有2批，“訓練生供出”模式有1批。

　　當年，17歲的張景全在街上直接被日本士兵抓走，很可能是具有比例攤派色彩的“行政供出”，而以俘虜身份去日的王在禎，則應屬于專門面向俘虜?shù)摹坝柧毶�供出”。“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2015年7月24日下午，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公布了三菱公司寫給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lián)誼會的一份“謝罪文”。該文引用《論語·衛(wèi)靈公》的名句，“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尤其，三菱方面在這篇謝罪文表示，“向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真誠地謝罪。”這是日本企業(yè)和日本政府對華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詞匯。

　　但是，在5月21日上午與會列席的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lián)誼會執(zhí)行會長劉煥新看來，三菱方面在認錯反省的同時，依然使用文字游戲，謹慎保留余地。根據(jù)濟南時報記者拿到的日文版和解協(xié)議，三菱方面把支付給受害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的資金稱為“勞工和解基金”，而不是中國方面所稱的“賠償金”。

　　“如果叫賠償金，那三菱公司可就‘大’了!每個勞工如果都賠償，那得多少錢!每人10萬元人民幣，這叫‘謝罪金’!”劉煥新提高音量說。他透露，雙方交涉期間，三菱方面曾希望用“深刻反省”代替“謝罪”，但最終劉煥新逼著三菱方面使用了“謝罪”一詞。

　　此外，在“謝罪文”中，三菱公司狡辯其身份稱，“敝公司承認作為當時的使用者的歷史責任”，用“使用者”規(guī)避“奴役者”的實質。事實上，三菱公司與中國被擄、被奴役勞工根本不存在雇傭合同關系。

　　當時，三菱方面代表木村光在北京與中國勞工代表方面協(xié)商和解時，一直強調溝通不能讓媒體尤其是日本媒體知道。劉煥新透露，“三菱的日本代表就躲在一家酒店里，悄悄地和中國代表協(xié)商。他們很害怕日本國內的右翼媒體知道，給他們制造壓力。”

　　中國勞工缺少勝訴記錄

　　迄今為止，遭受日本企業(yè)奴役的中國勞工訴訟就有16起。即使少數(shù)案件中，中國勞工方面在一審或二審期間作為原告獲得了勝訴，日本法院判決勝訴的理由也只是基于企業(yè)沒有盡到“安全考慮義務”。隨后，在日本三審終審制的訴訟制度中，中國民間戰(zhàn)爭受害者對日索賠的訴訟案件全部敗訴。其中就包括劉煥新的父親劉連仁。

　　鑒于在日本訴訟的艱難，長期以來給予中國受害者支持的日本律師團隊、華人華僑等日本民間后援團，曾幾次參與推動“和解”，分別是：2000年，曾在花岡作業(yè)場被奴役的勞工，與加害企業(yè)鹿島建設公司達成的“花岡和解”;2004年，受害人與被告日本冶金工業(yè)株式會社達成的和解;2009年，曾在安野作業(yè)場被奴役的勞工，與西松公司達成的“安野和解”;2010年，曾在信濃川被奴役的勞工，與西松公司達成的“信濃川和解”。

　　在日本接連碰壁之后，中國勞工及其法律援助者轉而向中國司法系統(tǒng)提起訴狀。2014年2月26日，來自北京的牟漢章、張世杰等37名原中國勞工及遺屬，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日本焦炭工業(yè)株式會社(原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和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原三菱礦業(yè)株式會社)。原告主要的訴訟請求是：要求被告日本焦炭工業(yè)株式會社、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在《人民日報》等兩國媒體上，用中、日兩種文字刊登謝罪廣告;向每位中國勞工賠償100萬元人民幣。

　　庭外和解背后的分歧

　　2016年6月1日，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發(fā)表聲明稱，該公司當天在北京與3名被強征至日本勞工代表，就謝罪和賠償問題正式達成協(xié)議。根據(jù)雙方一致同意，三菱綜合材料向受害者就戰(zhàn)時侵犯人權的事實表示“謝罪”，向每位受害勞工賠償10萬元人民幣，并承諾出資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紀念碑。有報道稱，目前找到的1000余名中國幸存勞工及其遺屬中有95%表示“同意和解”。

　　傅強和劉煥新認為，這一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值得廣大中國勞工及遺屬通過此舉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償。師朝明老人的兒子在接受濟南時報記者采訪時說，“錢買不來尊嚴，更代替不了父親當年受到的苦，但這個錢可以改善父親的晚年生活質量。三菱方面的謝罪可以接受。”

　　然而，關于庭外和解的爭議依然存在。2015年2月11日，中方代理律師康健和原告家屬在北京召開記者會，宣布由于三菱公司拒絕道歉等全無誠意之原因，中止與其庭外和解談判。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管建強撰文表示，三菱公司的“整體和解”缺乏誠意且暗藏玄機。“事實上，庭外和解、法官主導的和解以及判決具有不同的意義。首先，庭外和解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排除法庭的管轄，三菱公司的行為符合這樣的特征，甚至在和解書中只字不提申請司法確認。其次，人民法院法官主導下的民事和解是根據(jù)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它的法律效力直接受到中國法律保障。最后，民事訴訟判決不僅有解決糾紛的功能，而且責任者承擔的是法律責任。同時，判決書的說理性讓民眾得到了具體實在的法律啟蒙和教育，讓法律充滿了人性和力量。”

　　對這種分歧，劉煥新笑著說，“康健、管建強，我都知道、都認識。但他們的做法不具有可操作性。”

　　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劉煥新是劉連仁的兒子，他父親曾在1944年被侵華日軍從山東高密擄掠到日本北海道服苦役，因不堪忍受凌虐，在1945年逃入北海道深山，直到1958年2月9日才被當?shù)孬C人發(fā)現(xiàn)，在1958年4月10日離開日本回國。直到2000年9月2日劉連仁去世，劉煥新任憑怎么努力，都沒能讓父親聽到日本人的道歉，更沒有獲得賠償。

　　“恁光想著恁爹，他光想著他爹，那么恁爹這一代勞工的心愿該怎么辦呢，氣該怎么出呢?希望大家勇敢地站出來維權，時間實在是太緊迫了。”這是5月21日會上劉煥新給在座勞工子女和遺屬的呼吁。

　　他向濟南時報記者透露，現(xiàn)實中并非所有中國勞工都會參與維權，有些是勞工恥于提及，連其子女都不知道，更多的則是持觀望態(tài)度，看到有成功案例了才出來參與。

　　東京高等法院在二審判決中雖然承認劉連仁被強擄到日本并遭受了苦難的歷史事實，但仍然駁回了原告方的索賠請求，從而推翻了東京地方法院2001年作出的賠償判決。審判長西田美昭聲稱，日本政府不應為戰(zhàn)時領導人依據(jù)戰(zhàn)時憲法作出的不當行為承擔責任，因而無需賠償原告，并且劉連仁的索賠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因此予以駁回，一審和二審訴訟費用也全部由原告負擔。

　　5月21日，“山東受害勞工賠償金發(fā)放儀式”結束后，張君文為表達感謝，執(zhí)意要請劉煥新、傅強等人吃午飯，被劉煥新一口回絕。“絕對不行，每一分錢，都是老人的血汗錢!”劉煥新說。

　　原標題：山東被擄赴日勞工首獲賠償 濟南勞工張景全獲10萬元